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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尧龙山——尧龙山与红军长征的故事红色尧龙山
尧龙杜鹃红胜火,林间布谷报丰收。 民安物阜慰国泰,长征精神耀千秋。 一、红军长征经过尧龙山历史背景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地区。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决意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以北的川黔边境地区,于是调集薛岳兵团和黔军王家烈部,滇军主力以及四川、湖南、广西的军队各一部,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逼进。其时,中央红军北部防线外的川军,以14个旅分路向川南集结,其中两个旅已进至松坎以北的川黔边境即尧龙山下。 “遵义会议”召开后,红一、三、五和九军团分三路先后从遵义、桐梓、松坎地区出发。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从松坎地区出发,沿尧龙山下韩家店、鸭子堰、黑石面、后湾、九龙山、箭头垭、石壕等地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川军以八个旅分路向尧龙山、温水、赤水、叙永等地推进。1月24日,红一军团击溃国民党黔军的抵抗,攻占了土城。28日,红三、五军团、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青杠坡地区对尾追的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予以重创。此时,川军后续部队四个旅迅速增援。毛泽东、周恩来等遂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进而拉开了一场世界军事史上罕有的著名战役——“四渡赤水”的精彩序幕。 二、尧龙山是红军长征征途的重要节点 遵义会议认真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得到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支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书记处书记(类于政治局常委,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书记处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1935年1月10日,为了保卫“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红一师在政委刘亚楼指挥下由南向北攻克娄山关,随即攻占了桐梓县城。12日,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左权等军团领导派先头部队继续向贵州省新站、松坎和四川省(现重庆市)綦江方向推进。 1月16日,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的率领下,进驻素有军事要地的酒店垭,分兵驻守綦江县的羊角乡(现属安稳镇)枫香树、大垭口、红稗土与虹关,扼守尧龙山下川黔交界的酒店垭关隘,监视驻扎在川黔边境九盘子一带的川军和贵州盐防军。 1月20日,中央军委在桐梓制订《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四川的宜宾段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会合。据《桐梓县志(下)》(1997年10月版)卷十四“政事”第三节“红军驻桐”记载: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于1月19日从泗渡出发,途经娄山关。毛泽东在小憩时说:“这里就是娄山关,你们知不知道长征以来过了梅岭关,又一个娄山关。这个地方很险要,也很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到桐梓县城,毛泽东及中央军委驻南门外的砖木结构青瓦白“洋房”内。毛泽东令陈昌奉觅得一部《桐梓县志》阅读带走。20日,红军司令部进驻桐梓县城,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张闻天、陈云、朱德等领导亦驻桐梓。当日,中央军委制订《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在四川的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会合。是日23时,朱德向各军团发电,部署21日的行动。21日军委纵队撤离县城,宿营九坝,后即进入习水。毛泽东随军经城北翻马陵岗到西门外,沿赴习水路线,离开桐梓。周恩来、董必武随军团从松坎转四川石壕去赤水,在途中的一个松林坡(县境),发现一重伤垂危(腿被打断)伤员,周让警卫员给伤员喂水,并将自己乘的担架让给伤员。董必武随休养连离开松坎途中,发觉军委机要科副科长掉队,因焦急询问,回答为昏迷不醒,无担架抬运只好放上大洋和烟土“寄”在民房内。董很生气:“怎么把军委机要科长寄掉?”周恩来当即命令四人回去抬着机要科长赶上部队。 “遵义会议”虽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军事指挥核心依然以周恩来、朱德等为主,也就是说,红军过境尧龙山时,还未组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因此在“是日23时,朱德向各军团发电,部署21日的行动”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立即赶往红一军团驻地松坎,随红一军团行动。 1月21日上午,红一军团直属队及第一、二师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及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等率领下,以一师作前卫,二师作后卫从松坎出发,沿尧龙山下韩家店、鸭子堰、黑石面、后湾、九龙山、箭头垭、石壕等地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当日下午,红一军团顺利到达石壕并在那里休整,于次日凌晨从石壕出发向赤水进军。当日下午,驻守酒店垭扼守九盘子方向敌军的红二团各部,也奉命向酒店垭集结,经黑石面、后湾、茅坝坪、九龙山、箭头垭向石壕进发。部队行至箭头垭“六角田”时天色已晚,便在此露营一宿。据说,红军途经九龙山寺休息间隙,还在庙墙上书写“只有拥护红军打胜仗,工农才能得解放!”“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红军的革命精神还唤醒了尧龙山当地农民刘洪顺等热血青年踊跃参加革命。 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布防尧龙山,不仅制造了红军主力攻打重庆的阵势,还有效钳制和堵截了川军向南追击的计划,保卫了“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同时,也为后来红军完成战略性转移和“四渡赤水”创造了宝贵的战机。 红军大部队从尧龙山开拔后,留下某部司务长及几名战士在箭头垭场检查纪律,用银元兑换苏区纸币,司务长为掩护受伤红军战士突围,落入松坎盐防军之手,在遭受敌人百般折磨后,于次日在羊叉乡(现属石壕镇)茅坝坪坎下的小垭口处英勇就义。另有两名战士,是1935年二、三月间在石壕李汉坝漆树坪农民李树清家牺牲的刘姓和洽姓重伤员,由李树清等掩埋在油港咀岩洞前面。还有两名,是红军到达石壕时因伤势过重而牺牲的伤员。一名死于李汉坝的周家店子道旁,由农民王昌培等就地掩埋;一名死于石壕兴隆村,由当地农民杨玉林等将其生前所带军毯包裹遗体,掩埋于山疙瘩。 1970年8月1日,贵州省桐梓县松坎区箭头人民公社革委会,在解放军松藻煤矿五十七处和羊叉公社的协助下,在箭头垭川黔接壤的草鞋坡修建了红军烈士墓,将当年牺牲的红军战士遗骨并衣冠移葬于此,供川黔人民悼念。2014年,尧龙山镇人民政府在烈士墓左面征地扩建,将其打造为“桐梓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英勇的红军战士在尧龙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尧龙山儿女建设更加美好的家园。 三、尧龙山下红色故事 1.红一军团驻兵酒店垭、虹关防守川军南犯遵义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到达尧龙山下的松坎地区后,当即派出红一军团第二师在尧龙山下酒店垭、虹关一带设防阻击川军廖海涛旅。红军倚酒店垭、虹关天险,扼守驻扎在九盘子一带的川军,使其不敢轻易南犯,由此便形成了两军对峙之势,保证了红军北部防线的安全,从而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周恩来、左权等随红一军团经尧龙山向石壕、土城进军 “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央红军决定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分别向土城、赤水方向进发。毛泽东等随中央纵队红五、红九军团而行,周恩来、林彪、左权等随右纵队红一军团出发。 其时,摆在红一军团面前的具体行军路线有两条:一是由松坎地区出发,从韩家店爬抓溪上虹关、酒店垭,攻九盘子,一路斩关夺隘后入石壕进温水,向土城、赤水方向进发。二是由松坎地区出发,行至韩家店爬抓溪后,避开虹关、九盘子等险关要塞,走尧龙山脚下的鸭子堰、黑石面、后湾、九龙山、箭头垭小路入石壕向土城、赤水方向进发。红一军团一师二团一侦察连行至尧龙山下的九龙山寺时,恰值尧龙山瑞峰寺第十代住持高僧如镜禅师在寺内讲经弘法,当侦察连长得知如镜大师对尧龙山一带山形水势非常熟悉后,遂向其请教,大师明示九盘子易守难攻,可选择尧龙山脚下小路通行。侦察连长即将此情况如实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 1935年1月21日,根据上级指示,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换下二师佯装防守。一师二团一边坚守虹关,一边派出小股部队在虹关至九盘子一带活动,佯装攻击九盘子,做出与之决战,向东进发的架势,以迷惑敌军。而红一军团直属队和第一师、二师共8000余人,则在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左权、杨成武等人的率领下,由尧龙山下的松坎地区开拔,沿韩家店、鸭子堰、黑石面、后湾、九龙山、箭头垭悄然到达石壕,于次日凌晨转而向温水、土城方向进发。 3.红军田的故事 1935年1月21日上午,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随行的右路军即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直属队及一师、二师共8000余人,从松坎出发,经尧龙山北下川黔关隘两河口,顺利到达四川石壕,夜宿休整。 为保障先头部队顺利到达预定地点石壕休整,当日一支后续警戒部队行进至箭头垭村茶林组“六角田”时天色已晚。“六角田”为一块二三亩的望天田,田中庄稼已收,其两侧为松树林小山丘,周围只有几户人家。红军战士见此地既能避风又能放哨,且比较安全,他们在这寒冬腊月的恶劣天气里,没有去打扰当地老百姓,硬是在寒风中露营了一宿,于次日凌晨出发,紧随先头部队经石壕向习水、赤水方向进军。 红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这种行为与当时国军“见人就拉夫、见猪羊就杀、见东西就抢”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走后,当地百姓十分感动,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当地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感人,不拿东西不拿粮,走时地下扫干净。” 为纪念和缅怀红军,当地百姓称“六角田”为“红军田”,又叫“毛田”——毛主席的队伍住过的田。外地人来此一打听“红军田”,当地人谁都指得出它的具体位置。 这则故事有力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队伍,不仅是一支战斗力强,而且纪律非常严明,真正践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人民军队。露宿“红军田”的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无声地告诉老百姓:“党的纪律高于一切!” 4.红一军团故布疑阵迷惑敌军 按照朱德总司令“需派一个团的兵力,继续留在虹关至九盘子一带佯装活动,以迷惑九盘子川军廖海涛旅,拖住敌军三日行程”的指示,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接下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1935年1月19日至22日,一师二团换下二师佯装防守。他们一边坚守虹关,一边派出小股部队在虹关至九盘子一带活动,以迷惑敌军,致廖海涛旅对红军大部队的撤离浑然不觉,出色地完成了“拖住敌军三日行程”的军事任务。 5.箭头垭红军烈士墓 尧龙山镇箭头垭红军烈士墓,建在箭头垭一个叫草鞋坡的地方,自从红军烈士埋葬在此以后,这里就成了人们缅怀先烈的圣地,现在人们习惯叫花它“红军坟”。 红军烈士墓于1970年8月1日修建,如今尧龙山镇人民政府已将它修葺一新。当时这个墓修建在贵州省和重庆市(以前是四川省)交界的分界线上,墓的后围栏正好是两省(市)的天然分界。每年清明,两地党政机关、学校及社会团体,都要组织人员来此开展祭奠先烈的活动;当地群众则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到此焚香化帛,以祭先灵。
“毛主席领导的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一九三四年农历腊月十七日(注:即公历1935年1月21日)途经箭头垭,十八日,后续部队战士某某被国民党反动派盐防军袭击殉难于此。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凯歌声中,川黔人民为继承先烈遗志,由人民解放军松藻煤矿五十七处、羊叉公社协助建墓,以资悼念。 贵州省桐梓县松坎区、箭头人民公社革委会敬立 一九七○年八月一日” 烈士墓的左右两侧和后背分别刻有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和指示,其内容分别为: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毛泽东 毛泽东《七律·长征》诗一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王宗伦《红军姓“红”》一文中云: “听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讲,当时红军大部队走后,后续部队的三名红军负责执行纪律,沿途兑换苏维埃纸币,与尾随而来的贵州盐防军发生激战,一名红军在松坎牺牲,幸存的两名红军甩脱敌人,来到川黔街上,在赵家面馆吃面条,谁知盐防军尾随追捕入店,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当场牺牲,另一名红军负伤被捕,第二天在重庆綦江石壕镇茅坝坪英勇就义。”而据重庆市方面有关箭头垭红军烈士的史料记载,那“另一名红军负伤被捕”的,即当为“一名是红军司务长。在箭头垭场检查红军纪律,用银元兑换苏区纸币时,为掩护受伤红军战士突围,落入松坎盐防军手中,于次日在羊叉乡(现属石壕镇)茅坝坪坎下的小垭口处英勇就义。” 埋葬在这里的是那名牺牲的无名红军战士的遗骸、衣物等。据曾就读于水口坪中学的同志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校每到“清明节”,都会组织师生前往箭头垭烈士墓开展扫墓活动。学校特别对扫墓活动十分重视,有班主任老师会为他们编排歌曲,其歌词大概为:“尧龙山啊壮歌起,刘氏司务长活在人民心里……红军来到尧龙山,箭头人民把身翻……”。 在烈士墓前,要组织举行隆重而庄严的祭奠红军先烈仪式。学校特别邀请四川省石壕区长征大队(现重庆市石壕镇长征村)的陈大队长来为学生作“忆苦思甜”报告,痛述当年土匪残害红军的详细经过,如土匪是如何割红军战士舌头、挖心肝,用枪头杵红军战士等恶劣行径等,让红军英勇不屈的光辉形象深植于每一个热血青年的心中。然后把当年参加追捕红军、迫害红军司务长的土匪赵汉阳捆绑着纠出来,给他戴上一顶纸糊的尖尖帽子,上面写上“土匪赵汉阳”几个大字,当众跪在烈士墓前,对他进行研狠狠地批斗,同时,人们不断高呼:“打倒土匪!打倒赵汉阳!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我们今天重走红军长征路,瞻仰烈士纪念碑,打开历史沉重的记忆阀门,仿佛自己就置身于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同烈士们一起经历了那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同时,英勇的红军战士即便身处险境,对未来也始终抱着坚定的信念和崇高的理想,这于我们应当是非常重要的榜样。 二○一四年,尧龙山镇人民政府在烈士墓左面征地扩建,将其打造为“桐梓县革命教育基地”。该基地建设了祭奠广场,四面栽植了翠柏、映山红等进行装点,给人以肃穆之感,不禁令人心生敬畏。 “青山有幸埋忠骨,草鞋荒坡得圣名!”因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和对这信念的无比忠诚,在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行程中,尧龙山已然成为这红色之旅中不朽的记忆,激励着后来者接力前行。 6.红军司务长血染尧龙山 1935年1月12日,为保证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红一军团攻占贵州桐梓县城,先头部队继续向新站、松坎、酒店垭方向挺进。 1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攻占松坎,并派部队占领酒店垭,阻击川军南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在团长龙振文、政委邓华率领下,先头部队从川黔边境尧龙山下的九龙山经过,迂回进驻綦江羊角乡,扼守关隘,监视驻扎在九盘子一带的敌川军二十一军模范师第三旅廖海涛部和独立第四旅潘佐部。当天早晨,红二团先头部队从九龙山经过时,与川军模范师三旅八团三营一连相遇,川军在山梁上摆开阵势,开枪阻击红军前进。先头部队立即进行还击,打得川军仓惶逃跑。红军冲上山梁,乘胜追击,活捉敌军20多人。红军为尽快赶到酒店垭、羊角一带布防,阻击川军,未对残部追歼,只对被俘敌兵杨树荣等进行政治教育后全部释放。 17日上午10时,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在酒店垭击溃川军两个团,歼敌300余人。 18日,红一军团在松坎整编。 21日早上,红一军团离开松坎,经过尧龙山,取道向石壕,转而向赤水挺进。 21日中午时分,松坎盐防军头子江金全率残部从所踞尧龙山寨子窜出,占据有利地形,在九龙山庙下半腰一个山洞内偷袭红军的一支后续部队。红军后续部队迅速登上对面的牛青山进行反击,打伤了江金全舅弟杨立刚,盐防军四处溃逃和躲藏。红军从牛青山撤下后继续前进,而江金全手下赵汉阳、杨安洲等却带领十余人悄悄尾随红军后续部队。 红军后续部队最后一个连队在箭头垭作短暂休息,准备午饭后继续向石壕前进,当时一名红军战士发现街上赵炳斋的面馆里有苏区纸币;在从箭头垭到石壕行军途中,那名红军战士向首长报告了发现面馆有苏区纸币的事情。于是,红军首长决定留下一名司务长和两名战士返回街上执行红军纪律,一是检查清点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品,二是用银元把面馆里的苏区纸币兑换回来。 红军司务长和两名战士遵照首长安排,返回箭头垭街上,归还从老百姓那里借用的筲箕等物品和用银元兑换赵炳斋面馆里的苏区纸币。红军司务长等正在执行红军纪律时,被尾随而至的松坎盐防军江金全残部赵汉阳等人发现,他们见红军后续部队已经远去,便决定活捉红军司务长和两名红军战士。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红军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奋勇还击,浴血奋战,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在箭头垭街上,另一名战士负伤,司务长为掩护受伤战士突围,自己身负重伤落入盐防军之手。 盐防军搜去红军司务长的挎包、饭盒、银元和苏区纸币后,将司务长捆在箭头垭场头的“醒酒碑”上,并对其拳打脚踢,要他交待红军的组织概况、行军路线、作战部署以及自己的姓名、职务等。面对敌人的各种责难,司务长始终一言不发,怒视着敌人。他们接着又将司务长推倒,捆绑在一块长条石上,用绳套紧头发,又对其进行“灌石灰水”“踩杠子”“穿心杠”“猴子搬疙瘩”等残酷的折磨。 当天傍晚,盐防军又将司务长捆绑拖到茅坝坪牛角尖,吊在农民赵兴伍家坝子边的一棵树上。为了帮舅弟杨立刚报仇,江金全喝令手下杨安洲用烧红的烙铁,在司务长身上到处烧烙。 1月22日,赵汉阳等人见司务长英勇顽强,从其口中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便决定将其杀害。敌兵张麻子举枪射击,仅打中腹部,并未致命,司务长高呼“红军万岁”“打倒军阀”等革命口号,并大骂敌人。杨安洲恼羞成怒,抽出匕首上前对司务长嚎叫道:“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了,看你还吼不吼!”随即用匕首撬开司务长的口角,拉出舌头后一刀割下。 司务长满嘴鲜血,再也呼不出口号,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杨安洲割掉司务长的舌头后就去喝酒壮胆。一会儿,赵汉阳出来发现司务长仍在发出“哼哼”的声音,抽出手枪,朝司务长胸口开了一枪,红军司务长倒在了血泊之中。尽管盐防军用尽种种酷刑,身受万般折磨的红军司务长直至牺牲的那一刻,也没有向敌人屈服。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表现,令在场的江金全等人也不寒而栗。 盐防军走后,杨贵华、杨现洲、杨子洲、张海等当地好心农民含泪将司务长的尸体抬到茅坝坪小垭口下面掩埋。 后来,这名红军司务长的忠骸移葬到重庆綦江石壕红军烈士墓。另一名在茅坝坪受伤突围的红军战士,牺牲后葬于綦江区石壕镇长征村茅坝坪,那名在箭头垭赵炳斋面馆牺牲的红军战士现葬于桐梓县尧龙山镇箭头垭红军墓。三名红军严守纪律,英勇牺牲的事迹,在黔渝边界广为传颂。 7.茅坝坪红军烈士纪念碑 如今矗立于茅坝坪小垭口的“红军烈士纪念碑”,是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人民政府在重庆枫丹公司入驻尧龙山镇进行旅游开发以后重新建设的,并据此打造了一条红色旅游线路,目前尚为雏形,还在进一步打造之中。据老一辈说,以前这个地方有一个土坟,里面埋有一名牺牲的红军战士,后来石壕镇建设红军烈士陵园时迁走了。 据重庆市石壕红军烈士纪念馆史料记载: 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直属队及一、二师8000多人在周恩来、董必武及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等率领下,以一师作前卫,二师作后卫从松坎出发。经箭头垭(渝黔边境交界处,有一条20多户人家的小街,其大部分归贵州省管辖,小部分归重庆綦江管辖)和黑镜塘,进入川境(现重庆境内),经滴水桥、两河口和麻沟垭,到达綦江石壕镇。……一名是红军司务长。在箭头垭场检查红军纪律,用银元兑换苏区纸币时,为掩护受伤红军战士突围,落入松坎盐防军手中,于次日在羊叉乡(现属石壕镇)茅坝坪坎下的小垭口处英勇就义。 听说,这名“红军司务长”即前面所说的刘姓司务长,在遭受残害壮烈牺牲以后,是当地好心人将他的尸体及四散衣物搜集埋藏于此,后来綦江县人民政府在打造烈士陵园时,将其迁往石壕街上,同在那里牺牲的另外四名战士葬在一起,接受人民的瞻仰与缅怀。 昔日英魂萦绕处,如今樱花护忠骨!2009年,当时的天坪乡党委政府围绕桐梓县“三化一游”战略,引进重庆枫丹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在茅坝坪协议拟投资10亿元开发建设尧龙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并于2010年10月18日在此举行“天域极地”旅游地产项目首期工程的奠基仪式。 8.国家三级文物——“红军凳” 在遵义会议会址陈列馆里,收藏着一条已经布满残痕的条凳,人们称它“红军凳”,是我❶提议捐出的文物,它承载着一段红军与百姓的浓厚军民情。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给孩子们讲述“红军凳”的传奇故事。特别是从成都军区某师政委岗位上退休后,我更是将“红军凳”作为红军精神的象征和家族的血脉基因去诠释与宣扬。 1935年1月,红军长征来到贵州遵义,在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红一方面军驻扎在桐梓县松坎场,为扩大群众基础,了解敌军动向,部队派出官兵到各村镇宣传革命精神,发动群众参加革命。 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欺骗宣传,红军被描述成烧杀抢掠的部队,老百姓十分害怕,当红军战士冒雨来到安村走访宣传时,当地百姓不是闭门不出,就是远遁山林。 当三名红军战士来到我家时,母亲十分惊怕,但看到他们客气礼貌,并不像传闻中那般凶神恶熬,便开门请他们进屋,还搬来一条凳子让他们坐。 藏于山林的村民们听说红军并不可怕,都陆续回到村里,围着红军战士问这问那,还拉起了家常。当得知安村有一个大地主后,战士们将地主家的肥猪收缴宰杀,将猪肉分给了百姓,他们自己却不取分毫。 “红军是咱穷人的队伍!”红军的言行举动,赢得当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们在当地广泛宣传党的政策,让群众明白:红军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革命队伍。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妹几个讲述红军凳的故事。 “红军第一次来安村就来了咱家!”父母倍感荣耀,将那条红军战士坐过的凳子精心收藏,并取名为“红军凳”。解放前后,家里几次搬家,始终是家搬到哪凳子就搬到哪。 受红军影响,父母解放后积极参加土地改革,父亲田庆孝当上了村农会主席,母亲邱再福当上了村妇女主任,带领乡亲们轰轰烈烈斗地主、分田地。感念于红军的恩情,父母时常给我们兄妹讲述红军故事。红色文化感染着我们,陪伴着我们兄妹慢慢长大成熟;在红色精神的教育下,我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党和人民,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党员八兄妹”。 大哥田兴荣和二哥田兴国当上了天坪村和安村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我排行老三,16岁参军入伍,曾三次参战,并成为军队高中级干部;老四田兴文、老五田兴珍和老八田兴隆当上了国家干部,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老六田兴玉在卫生医疗战线成为岗位尖兵,做过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护士长,党委委员;老七田兴海从事教育、新闻工作,曾任桐梓县文联主席,积极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2001年,在建党80周年和电视连续剧《长征》上映之际,在我的提议下,八兄妹同意将传家宝“红军凳”捐赠给了遵义会址纪念馆长期保存,希望让更多的人从它的故事中受到教育。这条“红军凳”被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永久收藏,现在属于“国家三级文物”。 欧阳治民根据上述事实,于2017年撰文《14集团军某旅军史馆:一张“红军凳”与党员八兄妹》发表于《解放军报》上。可见,红色传统教育的意义不只是一张普通的凳子,而是那条凳子上所承载着的厚重历史意义。毋庸置疑,“红军凳”的故事还将继续传播并激励着更多的人,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注释:❶“我”即田兴明:男,汉族,中共党员,尧龙山镇安宁村人。1958年入伍,1961年入党,1999年退休,授大校军衔,现为退役军人。 9.尧龙山下红军长征遗址、遗迹的修复与保护 要让尧龙山的红色故事代代相传,就要对境内的红色遗址、遗迹,包括故事等发起抢救性的修复和保护,让这一方的红色革命火种世代不熄、红色革命基因得以世代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为深切缅怀红军长征过境尧龙山牺牲的革命英烈,比邻党政机关、企业、社会贤达之士以及四乡八村百姓,纷纷踊跃捐资为红军烈士修建纪念碑、纪念亭,保护红军长征遗址、遗迹。 1970年修建了箭头垭红军烈士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群纲等人组织社会力量集资,用马蹄花石块铺设了从韩家店到黑石面的红军长征路,修复了黑石面红军井、在黑石面建造红军长征纪念碑、纪念红军长征长青亭;2014年,尧龙山镇人民政府在箭头垭红军烈士墓左侧征地扩建,将其打造为“桐梓县革命教育基地”。今后,尧龙山镇还将对九龙山、箭头垭街上赵家面馆、红军夜宿六角田等红军长征遗址、遗迹进行抢救性修复与保护,规划建设尧龙山红军长征文化展览馆,通过实物、图片和影像资料等,再现、回忆和讲述红军长征经过尧龙山时英勇事迹,进一步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四、长征日志和老红军回忆录 1.中央红军转战桐梓日志 红一军团在红军攻战遵义以后,向北占领桐梓后继续挥师向北,一路夺新站,攻克黔北边境重镇松坎,将之作为司令部驻地,对部队进行修整。20日接到朱德总司令的行动部署后,于21日从松坎移师经尧龙山、石壕向温水、习水方向进军。而作为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之一的周恩来同志,随右纵队即红一军团直属队行军作战,应当是中央红军落实遵义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总控红军队伍克敌制胜的主要作战方针之一。 元月7日,一军团二师追击部队继续北进,准备占领桐梓。 元月8日20时40分,朱德致电各军团、二师及军委纵队首长……。令二师先头团向娄山关侦察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区敌人,并趁机占领桐梓。 元月9日,一军团二师四团攻占桐梓。 元月10日,朱德发出《关于我军进入桐梓后主要任务》的命令。 元月11日,一军团二师前卫部队攻占川黔边境的松坎。1月12日,朱德电令一军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四团占领新站后向松坎侦察警戒,军团主力全部进至桐梓。 元月13日,朱德电示一军团行动。 元月14日14时,军委电示一军团:在林彪、聂荣臻未回部队前,军团“统归左参谋长、朱主任统一指挥”。司令部经泗渡站进驻桐梓城。一师从板桥出发进驻桐梓县城。 元月15日,一军团一师北抵大湾附近。一军团司令部驻石牛栏。 元月16日24时,红军总部命令野战军开始向赤水地域的土城、元厚一带转移,其部署为;一军团集中到松坎地域,向綦江、赤水两方向侦察警戒;三军团集中懒板凳。五军因由团溪地域向遵义、桐梓地域转移;九军团由绥阳、湄潭、牛场地域向桐梓转移。军团一师进抵松坎附近的地方坝子。 元月17日,一军团司令部移至松坎。军团一部击溃新站以北由酒店垭退至九盘子的川军一股。一师进抵清水溪。 元月18日,一军团司令部驻松坎。 元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撤离遵义。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松坎、桐梓、遵义向土城方向前进。一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九军团为中央纵队,刘伯承为司令员。三军团为左纵队。 朱德于泗渡站命令“五军团于次日5时由现地进至桐梓南部宿营,监视和侦察遵义及其以南之黔敌,担负后卫任务,并要在板桥带足四天米粮”。 一军团司令部仍驻松坎。 元月20日,军委向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红一方面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过长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红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以红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的活动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赤化四川。要求红一方面军迅速转移到赤水县和土城及其附近地域。渡过赤水河,夺取渡河点,以便迅速渡过长江。若尾追之敌紧迫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立即集中兵力打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如被川敌所阻、不得渡长江时,野战军应暂留于川南地域进行战斗,并准备过金沙江,从叙永上游渡河。 23时,朱德对野战军21日的行动部署如下: (1)一军团全部为右纵队,以向习水、赤水开进为目的,明日应到达石壕口、鱼栏坝地域,向温水侦察警戒,并严密封锁消息,准备22日消灭温水之敌。一军团驻地松坎应留掩护部队,收容落伍,警戒川边,并彻底破坏附近电话,至21日下午归还主力。 (2)九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以向赤水前进为目的。明日九军团开至官店地域向温水侦察警戒,并调查通温水、良村、东皇殿人家和里程,火速电告军委。军委纵队前进至九坝。五军团主力缺一个团于明9时起开进栗子坝,其中一个团明上午仍留娄山关地域向遵义方向侦察警戒,如遇追敌应节节抗击,至13时后由娄山关撤至桐梓城西北地域宿营,并加强警戒。 (3)三军团主力为左纵队,应采取较急的行军,迅速脱离追敌。而以一个较强的团队为掩护队,在后阻击追敌与收容落伍,并特别要加强自己侧卫的警戒。 军委纵队和五军团司令部驻桐梓。 军团司令部驻石壕,一师进抵松坎。 1月21日,朱德向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及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发出十万火急电,各军团23日应进至的地点:一军团抵狮子口,三军团抵回龙场,九军团抵良村,军委纵队抵温水,五军团抵双龙场;24日应进达的地点:一军团习水,三军团土地坝,九军团东皇殿,军委纵队良村,五军团温水。三军团最好由麻子坝经回龙场进至土城,侦察土城附近渡赤水河渡河点状况及敌情。是日,军委纵队进抵栗子坝宿营。 一军团司令部于温水宿营。 …… 综合上述资料,从时间来看,遵义会议1月17日结束,18日召开各局局长会,随后各军团首长和随军团行进中央首长赶赴各军团驻地。从里程来看,遵义至松坎约130公里路程,且已通公路,小路更近,按当时红军急行军的速度看,两天时间可以到达松坎,更何况周恩来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配有警卫、马匹和担架等。 从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❶、魏国禄❷的回忆文章和当时受伤红军郭应春❸ 的回忆录,以及周恩来在松坎关心机要科副科长等情况来看,周恩来在长征中经过松坎,亦就是说到过尧龙山。 根据当时情况,遵义会议后,聂荣臻因病未随红一军团行军,李德又主动提出要实际体验生活,这样便和林彪一起来到一军团。鉴于当时形势,为加强对红一军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周恩来随红一军团行军也是必然选择。所以,更加证明长征时周恩来是途经松坎,经尧龙山到石壕去赤水土城的。 注释: ❶范金标:福建省长汀县人。1933年4月-1936年任周恩来的警卫员。 ❷魏国禄:江西省兴国县人。长征时任周恩来副主席警卫员。 ❸郭应春:江西泰和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 2.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 有一天,行军到松坎的时候,天已拂晓,雨也渐渐停了。忽然听到路旁树林子里有呻吟声,周副主席立即停下来,转弯向着发出呻吟声的地方走去,到跟前一看,是一个负伤的红军战士,年龄不过二十岁,平躺在一棵树下,浑身污泥,脸色苍白,咬紧牙关,两腿一阵阵抖动,看样子伤势很重。周副主席在这个负伤的同志跟前蹲下来,用手摸了一下他的头,叫我拿出仅有的一杯热水,慢慢地给他喝下去。这时候,那个负伤的红军战士似乎好了一些,坐起来了。从伤员自己的叙述中,知道他是三军团三支队的,姓郭❶,昨天晚上追击敌人的时候负了重伤,右膝盖一片血肉模糊。 周副主席关切地抚摸着他的伤处问道:“很疼吧?他回答说:“不疼。” “不疼,能走吗?”那位负伤的同志看了看自己的伤处,很坚强地说:“能走。” 他说着就抬腿想站起来,但身不由已,费了很大劲儿,腿也立不起来。周副主席急忙按住他,说道:“同志,你伤势过重,怎么还说能走呢?”他扶着负伤的同志,回头喊我:“警卫员,叫担架来。” 我把担架叫来,周副主席亲自把那位负伤的同志扶上去,还在他身上盖了一床毯子。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手是那么轻,动作又是那么稳,唯恐触动伤员一点皮肉,引起伤员的痛苦。看来,这与他平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果断利落的性格是多么不同呀!看到这些情形,我们都为周副主席这种伟大的阶级友爱,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那位负伤的同志在周副主席扶他上担架、给他盖毯子的时候,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周副主席叫担架抬起来走的时候,他才用手擦了一下眼泪,庄严地对周副主席说:“我伤好以后,一定要多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声音是那样宏亮,语调是那么坚决,听来使人很难相信他是一个身负重伤、刚才还在呻吟的人。周副主席的关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力量啊! 注释: ❶那个“姓郭”的受伤红军战士,就是《周副主席的担架》一书中时任红军总部侦察支队分队长的郭应春。《风雨历程一老红军郭应春的戎马一生》第6-10页《周副主席的担架》,郭振峰著,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后写成《总理的担架》一文,曾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中。 3.周副主席的担架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有许多令人一生也不能忘怀的故事,而直到现在还使我心灵激动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的照顾。 一九三三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曾给周副主席当过警卫员。第五次反“围剿”时,我离开了周副主席,调到总部侦察支队当分队长。 一九三五年初,红军从遵义沿川黔公路向四川逼近。我们侦察支队在支队长毕占云的带领下,行进在行军纵列最前边,侦察我军前进方向上的情况。在一个落着毛毛雨的夜里,我们从桐梓出发,向綦江方向行进。这一带正是山区,公路九曲八盘,满地是又稀又滑的泥巴。天快亮时,只隔一座山岭就要到达松坎了,突然遭到军阀王家烈部的截击,我们虽然只有二百人,但个个都久经战斗锻炼,一能顶十,一阵猛冲猛打,敌人就狼狈地溃退了。我们乘胜追击,忽然前面一个陡崖拦住了追路,同志们纷纷跳下,我刚把左脚一抬,右脚一蹦,却不料猛地摔了下去,晕过去了。醒过来后,左腿疼得我直流眼泪,一看,别人都追敌人去了,只有战友王早生和“豁子(绰号)”亲切地问我:“分队长,怎么样?”这一问,弄得我挺不好意思,我一把抹去了眼泪,说:“不要紧。”我想站起来,只觉得左腿疼得要命,不由得又腾地一下坐在地上。 “让我们扶你吧!”说着,他俩便搀着我走到公路上。我说:“你们快追敌人去吧……” 他俩关切地望了望我说:“那好,我们去了,你先坐在这儿,咱们的人一会儿就会过来。”说完,就急忙向松坎跑去。 雨不下了,可是山顶被乌云笼罩着,山坡、树林是水蒙蒙的一片雾气。我坐在路旁的小树丛边,心里就像铅块似的那样沉重。一看腿,膝盖肿得像个大葫芦,皮肤变成了紫色,肯定是错骨了。我焦急又懊丧,失望地想着:这回不能再跟部队走了,北上抗日,闹革命,如今就凭着这两条腿,可是,腿坏了,怎么跟部队走呢?让收容队给些钱“坚壁”到老乡家里吗?“不!从十五岁参加革命,我一直把党当做最慈爱的母亲,把部队当做最温暖的家,要离开她,是多么痛苦的事!我就是爬,也要跟着部队前进!” 部队刷刷地过来了。队列里不时有人在喊:“小鬼,走啊!”他们有战斗任务,顾不上照顾我,望着他们健壮的脚步,我多羡慕呀,可是自己却弄得这样倒霉!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 忽然,有人过来了,远远地只见周恩来副主席在他那一匹灰黑色的骡子前边步行着,看见他魁梧、熟悉的身影,我真像见了亲人一样高兴,劳累、饥饿、疼痛都不觉得了。周副主席越走越近,我看看自己,满身泥巴,趴在这里,就凭这副狼狈劲儿见他吗?我不由得一阵惶恐,像小孩捉迷藏一样,低着头,捂着脸,从指缝里偷偷地瞧周恩来副主席。 那熟悉、亲切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到了我跟前,忽然停下来,向我跟前跨了两步,这使我更加紧张了,两手紧紧地捂着脸,可是,就像孩子见了母亲一样,热泪不由得顺着指缝流了下来。 “小鬼,你趴在这里干什么?”周副主席温暖的声音在我耳畔响了起来。我慌里慌张地抬起头,想说话,可让他这一问,更使我喉咙里像夹了个大疙瘩,流着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嘿嘿!”周副主席笑了起来:“红军战土还哭!快说,小鬼,怎么啦?跟我半年多,还怕羞?” “腿,腿摔坏了!”我支支吾吾地说。 他的脸色忽然严峻起来,弯下腰,忙问:“重不重?我看看。” “不要紧。”我尽量想法掩盖,忙用左手去捂左腿,不料这一来反倒暴露了目标。事后我想起自己当时的模样还好笑,自己那时怎么这么憨呢! “都肿成这样啦,还不要紧,怎么不说实话呢?”他用慈爱的口吻责斥我,伸出手就要检查我的膝盖,我又急又慌,忙说:“就是走不动了!” 说了这句话,猛的又觉得更露了馅,赶紧又补充了一句:“我还能爬!”嘿,这一句话本来想“补窟窿”,不料却越补越大了。 “爬?那还行?”周副主席不知是觉得我天真呢,还是什么,又微笑了起来。他转过身叫他的警卫员冠朝东:“把小鬼放在我的担架上!”我一听,这还行?这副担架是因周恩来副主席为革命事业不分昼夜地工作,专门为他准备下的,我怎能躺在上面呢?况且我又是满身泥巴…… 担架放在我的身旁,我望了望周副主席,又望了望担架,对冠朝东说:“不行啊,我坐……” 周副主席催促我: “快上!” “不!不!” 周副主席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说:“快上,不要耽误行军。” 没办法,我又推辞说:“把担架弄脏了……”“什么时候了你还顾得这个!”他叫冠朝东:“把小鬼抱上来。” 冠朝东把我抱在担架上,接着就又向前行进了。我怕把毯子弄脏了,便将毯子往旁边一拨,只见那还是我给他当警卫员时的那两条旧毯子——这还是周副主席从外国带回来的呢!担架一上一下有节奏地颤动着,望着周副主席宽大的背影,我怎么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激动,两行热泪不由得又滚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担架上…… 在周副主席的嘱咐下,冠朝东像亲兄弟一样照顾着我,加上医生治疗,我的伤很快就治好了,又能跟着部队前进了。 这件事情一直激励着我。我们的领袖不仅以最伟大最深厚的感情,日夜不息地为祖国为人民工作,而且,对于一个普通士兵,也爱得这样深沉啊! 五、尧龙山革命英雄 (一)尧龙山籍革命英雄 1.红军烈士刘洪顺 刘洪顺:男,中共党员,尧龙山镇刘家山村刘家山组人氏,1935年参加红军,时年25岁,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在陕西省壮烈牺牲。 2.中共地下党员张王道 张王道:男,中共党员,系尧龙山镇水辽村人,又名张再生、张开鑫。张王道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受组织派遣,到铜仁师范学校当老师,以教师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押往贵阳监狱关押,贵州解放后获释,改名张再生,意为重获新生之意。晚年迁往重庆居住。他坚信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未来一定会兴旺发达,遂将自己的名字再次更改为张开鑫,后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后来,《贵阳晚报》记者余琨琨根据王书元之子,公安系统退休干部王海潮的讲述,整理成《一篮篮烧饼 送出生死之交》一文,刊载于2014年2月21日《贵阳晚报》上。 一篮篮烧饼 送出生死之交 讲述人:王海潮 记者:余琨琨
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国民党铜仁监狱押解政治犯的囚徒车正要启动,这时,一名中年男子不顾当兵的阻拦,流着泪挤到囚车后面,说要给他的朋友送行。囚车上的男人,双手被反绑着,将一包放在身旁的旧衣服从车上踢下来,对着他喊道:“里面是我穿的几件旧衣服,你拿回去改一改给几个孩子穿……” 这名送行的男子,就是我父亲王书元,而在囚车上的那人,就是当时铜仁的地下党、共产党员张王道。那时父亲并非地下党,如果去给地下党送行,是冒着“私通共党”的生命危险的,而父亲冒死去给张王道送行,是因为两人的生死交情。 投身革命 1947年,我父亲43岁,在铜仁县(现在的铜仁市)县府路6号租了间房,开了一家名叫“俱乐饭店”的烧饼油条店,维持生计。虽说我们开了这个饭店,但是根本没有本钱,每天清早,他都要去粮油店赊来面粉、菜油,做成烧饼油条后卖出去,晚上关门结账还钱,第二天再去赊账……我们一家就靠这“无本生意”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 当时,张王道在铜仁师范学校当老师,他经常来店里买一个烧饼,就着白开水当做午餐。一来二去,父亲便和他熟悉了,父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在和张王道的摆谈中,隐隐约约明白了一些道理:穷人其实不是天生就穷,富人也不是生来就富,有人正在领导我们推翻地方阶级,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这些道理对于父亲来说可能有点深奥,但他始终很敬重张王道这位文化人。 有一天,张王道很着重地把一封信交给父亲,要父亲帮他送给一位朋友,看他认真的样子,父亲很小心地将信揣好,按照他嘱咐的地点将信送到。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父亲就这样成了地下党的交通员,渐渐也知道了信件的内容,知道自己正在干着一件光荣的事情。 生离死别 1948年初,父亲很多天都没能见到张王道,后来,他从街坊邻居口中得知张先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在铜仁大监狱。当天,父亲挎起装着烧饼的竹篮就要去监狱看望他,当时好心人都劝他不要去,看望“共党分子”可是要惹火烧身的,但父亲凭着一腔热血,硬是去到了戒备森严的监狱,见到了张先生。后来父亲又多次去探监。张王道那时饱受酷刑的折磨,据劫后余生的他在1965年写给父亲的信上提到:“我在狱中先后受电刑六次,用酒灌鼻子两次,吊打无数次……”每次去探监,狱方也对父亲百般刁难,还威胁说父亲如果敢再来,就要把他当共产党法办。但父亲没有退缩,依然守候着和张王道的情谊。 1948年,张王道被狱方押往贵阳,父亲赶着和他见了“最后一面”,而张先生的那包衣服,也成了父亲珍贵的记忆。 劫后余生
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到了1965年,父亲通过张王道在遵义工作的侄儿张振麟,终于写信联系上了在重庆生活的张王道,这时他已改名为张再生。1965年12月14日,张先生从重庆写来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书元老友:意外收到你的来信,真是喜出望外,整天都不能平静下来。十八年前我与你相识,我被告捕后你想方设法给我送烧饼维系生命的情景,一幕幕重现在我面前……你是一个卖烧饼的,那时我非常亲近你,常和你闲谈聊天,而你呢,当我被捕入狱后,一提到我共产党员的身份,别人都吓得不敢说我是他的朋友,可是你竟能不怕一切,设法接济我……”张先生在信中还说,他一直没有放弃对父亲的寻找,还在《贵州日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但都没能联系上父亲。 提到劫后余生,张先生在信中感慨万千:“我被押到贵阳后,敌人始终无法从我的口中得到任何一点儿党的机密,就准备在解放前夕对我和同志们下毒手,可是解放军神速进军贵州,敌人还来不及下手,贵州就解放了,出狱以后,我就改名张再生。” 友谊长存 在信中,张先生极力邀请父亲去重庆玩耍,还在1965年12月24日寄来了他们一家的全家福照片,可令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张先生在和父亲取得联系后,大喜竟然变成大悲,不久后便突发脑溢血去世。 作为一名解放后入党,参加工作的人,父亲直到1986年病逝,从未在人前提起过他在白色恐怖时期当过地下党交通员的事,更没有伸手向组织索取什么。他很珍惜新中国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时常告诫我们:“做人要正派,不要重名利,办事要认真,为国家、为百姓多做好事……” 回望父亲的一生,他从一个普通百姓,成为了一位革命者,而他和引路人张先生之间的友谊,是有鲜血甚至生命凝结成的,牢不可破,光芒永存。 3.剿匪民兵烈士杨贤普 杨贤普:男,生于1930年,尧龙山地方武装民兵战士,于1952年1月在尧龙山剿除张华清顽匪中壮烈牺牲。 4.抗美援朝烈士 据《桐梓县志(下)》记载,参加抗美援朝牺牲的尧龙山籍烈士有: 陈语荣:男,生于1930年,中国人志愿军571团2营6连战士,系桐梓县尧龙山镇沿岩村一组居民,于1950年参加革命,1951年1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 何起明:男,生卒不详,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系桐梓县尧龙山镇水辽村代家组居民,于1948年参加革命,1951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王国华:男,生于1924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战士,1951年参加革命,1953年在朝鲜战场牺牲。 (二)在尧龙山牺牲的外籍革命烈士 1.红军长征时牺牲的司务长和无名红军战士 司务长和无名红军战士,均系1935年1月21日红军大部队离开尧龙山后,留下来到箭头垭街上赵炳斋面馆归还借用的筲箕和兑换苏区纸币时,被尾随的江金全残部赵汉阳等人发现被捕和枪杀的革命烈士。他们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奋勇还击,浴血奋战,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在箭头垭街上,另一名战士负伤,司务长为掩护受伤战士突围,自己身负重伤落入盐防军之手。后遭受敌人万般残酷折磨而英勇就义。 2.剿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张志洪 张志洪:男,遵义团溪人,1952年7月在参加剿除黔北顽匪张华清的战斗中牺牲。葬于花园,后迁葬于尧龙山箭头垭烈士陵园。 尧龙山人民的革命性因为红军长征而奠定,尧龙山人民投身革命的火种因长征而点燃,同时,尧龙山人民保家卫国的无私胸怀也为地方繁荣发展注入了时代的强音。他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激励着一代代尧龙山儿女,为着开发新尧龙而不断奋力拼搏,开拓创新,以富有朝气的活力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于尧龙山镇新的发展征程中,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告慰先烈英灵。 六、军民协力:顽匪张华清命丧尧龙山 解放初期,黔北匪患中最为凶悍的匪首张华清,世居尧龙山下的韩家店花园,现属桐梓县尧龙山镇沿岩村花园组。解放前,张华清依山踞险,纠众为匪,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出入无常的恶劣行径,早遭世人唾骂。解放后,桐梓县成立剿匪指挥部,集中七万余人之兵力对其清剿,也未奏效。最后,经公安局秘密侦察员一年多的深山寻踪,带队追击之后,将张华清余匪当众乱枪击毙,以儆效尤。 尧龙山下的松坎,自古就是川黔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商旅往来,物资集散,历代繁华不衰。20世纪40年代,张华清任松坎区长兼剿匪大队长,且为松坎场上的“舵把子”,加上其四个儿子和两个侄儿均善使双枪,个个精明力壮且剽悍凶残,故在松坎一带横行一时。 张华清集党政军匪于一身,在松坎方圆百里是响当当的人物,一提起“张华清”三个字的名号,就连号啕啼哭的三岁小孩,也噤若寒蝉,乖乖听话。作为千年古镇的松坎,复杂是这里的一个重要社会特性,不管是世居松坎之人,还是南来北往的商贾,也或是混迹于此的袍哥、帮会之流,因复杂而搅和在一起,不知发生了多少故事,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张华清在任松坎区长兼剿匪大队长期间,以政府名义设卡查货、收税,肆意劫掠;以剿匪大队长之衔和“舵把子”名头向过往商旅索要安全保护费用;得便时,又以其“一家匪、父子兵”之实力,公然抢夺,多年横行乡里,巧取豪夺,以致松坎场日渐萧条。 解放后,张华清慑于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威势,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并被委任为县支前委员会委员、松坎区副区长。然而,张华清可谓匪性顽劣,很难驯服,趁解放军主力离境入川,新政权力量薄弱之际,于1950年3月拖枪叛变,还形为匪,大肆策动乡保武装叛变,召集地主及旧部属会议,进行反共宣传;搜罗旧军政残渣余孽、散兵游勇与各散在匪股,纠结形成一支千余人的武装政治土匪,活动于川南、黔北数县,攻打区、乡人民政府,抢村掠镇,枪杀国家军政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骚扰正常秩序,危害社会治安,致使川黔公路一度不能正常行车。 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和十六军军长尹先炳经过松坎,也曾遭到张华清匪部的伏击。张还多次配合魏云青等邻近数县匪众攻打正安、绥阳、习水、仁怀等县城。为此,解放军集中兵力,对桐梓、仁怀、习水三县主要匪股进行围歼等大型军事行动后,各地股匪多被击溃,匪众望风而遁,匪风顿挫,张华清匪部亦遭受灭顶之灾。嗣后,县剿匪指挥部又组织七万军民“山山必搜,洞洞必钻,村村必清”,开展了大规模的彻底肃清残匪运动,使匪徒躲避乏术,全县股匪基本歼灭。唯张华清率其四子二侄和管家文白毛(名明德),倚仗人熟枪准的优势,昼伏夜行,行踪诡秘,出没无常,隐匿于崇山峻岭、密林深洞之中,甚至时常潜至区、乡政府附近,依其内线隐蔽,频频作案。一旦被围,拼死抵抗,杀伤解放军战士和民兵,数次突围而去。张华清等在尧龙山、松坎、黄连和乐坪一带大山之中往来穿行不断并隐匿其间,与剿匪军民周旋,危害人民生产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长达两年多时间,以致成为黔北地区残存的最后一支顽匪武装。 桐梓县剿匪指挥部采纳“改大兵团作战为小分队追剿”的建议,公安局秘密侦察员陶树安耗时长达十七个月的深山寻踪,终于锁定目标,然后带队追击,将张华清等七人逐一消灭。1952年7月25日,解放军和民兵将苟延残喘的张华清及其一子一侄乱枪击毙,活捉小儿子归案。 万众切齿的张华清等被击毙后,曾在松坎垮山曝尸数日,任人唾沫泄愤,民众皆拍手称快。至此,黔北最后一支顽匪得以彻底消灭,百年匪患终结。 |
